人生的前十八年，原深活得金尊玉贵，被父辈的金钱和权势堆砌出骄纵的人格；十八岁以后，他由衷地认识到时移世变，自己只是个落了毛的凤凰，任谁都可以踩上一脚。
他仍记得陈家禾跳楼那天，他匆匆告别靳显钧回到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他先跟母亲通了气，之后又给父亲打电话，把事情在电话里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父亲骂了他一通，最后说会给他想办法，让他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许去。
夜风乍起，山雨欲来。原深抑制住心底不断上涌的不详感，攥着手机在家里枯等。他一夜都没睡安稳，天光熹微时才隐约睡过去，结果还没到早上七点，家里就闯进了一小队身穿制服的侦查人员，亮着搜查证开始到处翻查。
原深心感不妙，霎时间就想起了自己房里藏起来的那张存储卡。众人眼盯目睹之下，原深无法偷偷回房把东西取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侦查人员搜出来，装进了一只透明的物证袋里。
找出这张存储卡后，他们似乎已经达成了目的，草草搜查一圈就走了。原深手脚发凉，抱着母亲坐在沙发上。他没问这些人凭什么敢搜查原书记的家，大约是不愿意去面对那已经掀起一角的真相。
警方的动作一环扣一环，上午存储卡刚被缴收，中午就来了几辆警车，押着原深前往看守所。
在那里，原深被按在审讯椅上接受审讯，刺眼的白炽灯直对他的眼睛，叫他看不清对面人的具体长相，模糊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在问他，他手里为什么会有那张存储卡。
该说的原深都说了，句句属实，不掺假不挣扎。他身陷囹圄，只求稳妥和自保。
迷迷糊糊中，原深听到对面的人说：昨晚有人匿名举报，表示你家藏有记录作案过程的录像，我们结合从死者家中搜出的遗书，把你确立为犯罪嫌疑人，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原深辩称：陈家禾是自杀，不存在什么犯罪嫌疑人。
对面又说了些话，原深再听不进去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是被灯光照的还是怎么回事。
之后，他被单独关押起来，本以为还要吃些苦头，却十几个小时过去就被放了出来。出了看守所就看见父亲的秘书站在车外等着他，怀里揣了两张飞美国的机票，一张他的，一张他母亲的。
原深被秘书一路送到机场，期间无论他问什么，秘书都不愿意开口，消息瞒得很紧。
一天之后，在距离江城12个时区的异国土地上，原深和母亲见到了原父早已准备好的美国律师。对方给了他们一个银行存折，这就是父亲留给他们母子俩的全部财产了。
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里，原夫人备受打击、浑浑噩噩，除了待在华人旅店里，哪里也不肯去。原深无奈之下肩负起所有责任，靠着父亲留下的稀薄财产，先是在华人聚居区租了间破旧的屋子，接着是找地方打零工，有时间就去探问有没有能够收容他继续读书的学校
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原深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伤心；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所有事都忙完了，他一个人躺在狭窄坚硬的床板上，就开始失眠。
失眠的时候什么都会想，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想父亲此时此刻在国内是什么情况，想怎么照料病倒在床上的母亲，想再不睡明天早上就会没Jing力干活了原深想的多是怎么走出当前的困境，只有极偶尔的时候，他才会怀念起留在国内的旧人。
那时候的他依然觉得自己是靳显钧的男朋友，两人只不过距离远了些。总有一天靳显钧会乘飞机过来看他，带他回国，让他重新成为养尊处优的原小公子，告别现在不堪又煎熬的生活。
原深一直把靳显钧视为走出黑暗的光，却没想到真正带他走出黑暗的却是裘御。
来年二月份的时候，原深的生活基本上步入正轨，有几份可供生计的工作，学校那边也联系好了，母亲终于不再消沉，除了国内那边消息闭塞、什么都打听不到，其他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是很稀松平常的一天，原深端着盘子穿梭于餐厅顾客之间，隔着盆绿植，不经意地看见了裘御。他起初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可裘御却向他招了手。
原深踌躇片刻，把菜端给客人后，擦擦手踱到了裘御面前，见裘御有话要跟他长谈，原深说：“我两个小时后下班。”
裘御似乎笑了下，就这么在餐厅里坐了两个小时。
那天晚上，原深推着脚踏车，同裘御走在冷风中的街道边，裘御手上还拉着海关箱，看样子是刚下飞机。
他们把脚踏车往墙角一靠，坐在了街边的台阶上，不远处有一座尖顶基督教堂，正对面是一条人流稀少的马路，泛黄的街灯洒下，显得方寸之地温馨又寥落。
裘御从箱子里掏出一只3厚的文件袋，放到原深手上。原深看了他一眼，低下头沉默不语地一圈圈绕开白色丝线，打开后，里面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几张照片，和一支录音笔。
借着路灯，原深看见了报纸头版上巨大的黑体字标题：江城原市委书记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