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活得很痛苦，阴暗，甚至猥琐，但他们就是活着，没有理由。”
“你的未来比他们中大多数人要广阔，你很自由，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是你的事?，但是无论做什么都有规则，如果你打算在现有社会体系下好好生活，就不要触犯法律。”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也是你活动的限制。”
“如果你非要走上那条道路我也无话可说，但是凡事贵在尝试，也不需要刻意做出一副所谓正常人的模样，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保持理智不踩其他人的线就行。”
“按常理来讲你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戴蒙伸出手指戳自己的额头，“但这个建议听起来还行。”
“我很高兴你是个抱有高度好奇心以及理智的小家伙，”养母蓝灰色的眼睛眯起，像一只狐狸，“你愿意听我说话，这很难得。”
“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而已。”
“哦，为我们再一次达成共识而庆祝。”她微笑，打开果汁饮料倒在玻璃杯里，一人一杯。
思辨的，理性的，这位有着一半外国血统的女士从他七岁与她第一次见面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从来不见她为什么而失态。她按自己觉得舒适的方式生活着，不对别人做什么要求，但绝不是万事怕沾身的软弱者，相反，她有一颗极度勇敢的心，她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总在别人需要时发声，伸出援手。
从旁人和她之间戴蒙获得了很难得并深刻的体会，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这样一个按照道德标准定义来讲的高贵灵魂离开后，戴蒙产生了铺天盖地的孤独感，日日夜夜啮咬得他发疯。
理性与良知是一个整体，但是失去良知远比失去理性来的简单，对戴蒙这种天生道德感稀薄的人来说，良知的约束力近乎于无。只要一把火，越界是轻而易举的事。
嗯，他厌恶这种平和无聊的生活了，对，他要去满足他的好奇心，打破规则束缚后的下场无所谓了。
但是结束别人生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感到的只有空虚，直到第十九个人电视报道十五个是因为有四个尸体没找到倒下，看着那个沽名钓誉的所谓新锐画家一副乱七八糟一堆点彩的油画，他忽然明白他失去了什么：现有社会体系下的的无限可能性。
他真是失了智了，戴蒙意识到这一点后发现他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只有一个人，但是他要面对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围剿。偷渡，整容并改换证件或许是现在最好的出路，然而他现在连达成这个条件的成本也没有。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放弃了他引以为豪的理性，表现了一个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犯罪形象，无计划性的行动处处是漏洞。
戴蒙想，我真该去医院看看脑子，不然怎么会糊涂这么久？为自己的无能狂怒又能改变什么？天性和从小到大过于顺利的生活让他对挫折的耐受力十分低下。曾经在导师那里吃过的亏全部成了笑话，他不该为了发泄动第二次手。
他谋杀了自己的未来。
穷途末路了，在积满雨水的深巷中跋涉时，戴蒙听着耳畔忽然消失的尖锐鸣笛声，明白在尽头会有一群人扑上来钳住他，扣住，往下压，丢进看守所里等待开庭，然后在监狱度过漫长的不见天日的岁月。
他终将死去，以最寂寂无名，最悲哀的方式。
但是上天给他判了死缓，意大利手工皮鞋的尖头停在了他面前，伞身倾斜盖在他头顶，英俊的男人眼镜上蒙了一层水雾：“跟我走吧。”
“丧家犬一样，怪可怜的。”
戴蒙没有问他是谁，直身与他并肩，这个穿西装的男人扔给他一个头盔，自己摘了眼镜也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居然是开着重机车带他在城中村狭窄逼仄的道路里穿行，很有一点横冲直撞不可一世的桀骜味道。
这一片的监控覆盖率很低，而且很多探头都是老旧损坏的设施，戴蒙刻意避开，男人对警方来说是生面孔，留下的信息越少对戴蒙就可能越有利。
戴蒙给他指路，绕到了某条公路侧面的巷子里，果不其然对面马路边上停着辆警车，男人轰动油门捏离合器换挡，箭一样弹出。可怜的老捷达慢了半拍，只吃到机车尾气。
飙上公路后一连几个红灯闯过，男人找了个地方停下车，带着他进了个类似会所的地方的后门，叫他等着，差不多半个小时后，男人开车过来降下车窗冲他昂下巴：“上来。”
戴蒙一坐进副驾驶就和顶上悬挂下来的毛泽东同志的相片面面相觑，这个内饰风格一看就是中年人：“借的车？”
“租车公司租的。”
“找得到你身份信息。”戴蒙说。
“谁还没几套假证？”
15年假证交易还是很猖狂，身份证真的一百，假的八十，有人驾驶证用了六年才查出来：假的。
戴蒙浑身湿漉漉的，水贴着皮肤洇开，冷得难受，他双手轻轻搓脸：“去哪？”
“我的别墅。”
“要多久？”
“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