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冬月时节。
风携着寒意促使着时间悄悄地往前行了一步，也催促着我该出发了。
演奏会的第一站是西雅图。
当王珈亦同我说要飞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我的心情位于好与坏的两个极端。好是我有半天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坏是如果我不在起飞前批完文件等下了飞机可又是另一幅惨状了。
关于出差，想起了我刚从实习生转正的那一会儿。
当时的我以为大家会一起同行订机票酒店，没想到最后都是各走各的，到了当地才再汇合。好在是我提前问了与我同行的人才没有出这个大糗。
这次是我同王珈亦和项珩一起走。至于B乐团的团员们，大约都在几个星期前该到了。在VIP休息室，我们三个选了对坐的沙发坐下，屁股下的区域还没捂热，又搬出电脑开始工作。
打工人，浑身都伤不起。
坐在我对面的两位工作狂不是捧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就是挂着耳机小声地开会。而我盯着屏幕里发来的一封封邮件，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
项珩的脸从电脑后边露出来，“ 赵总那边发消息过来了。”
我托着腮抬起头：“ 是之前酒庄的那个吗？”
项珩回应是。
酒庄宴时至今日已然过了一个月，HGO那边还是迟迟没有来消息。这沉yin踌躇的模样，估摸着李总的合作意愿不大，我也不愿费力再去等待，本来的目标也不止他一个。项珩上次就寻了机会跟那个所谓的赵总聊得火热，目的似乎刚好正中下怀，倒让我们捡了一个方便。
我惬意地合上笔记本，闭上眼靠着椅背：“ 那就交给谢舟吧。”
听着他应了声好，随后又传来电脑噼里啪啦打字的声音。
登机前，我迅速把邮箱里所有的工作都搞完上了飞机，我们三人都选择坐在了头等舱，也只是为了避免喧闹的孩子。我选择了靠窗的位置，项珩和王珈亦分别坐在了我的对面和后边。
飞机刚起飞那阵我就累得昏昏欲睡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暗得差不多了。我估摸着应该是飞了半个多小时，想起来动了动身子，僵直的肌rou有些麻木。我疲倦地将额头贴在了舷窗口上，冰凉的。静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聊，随便在我面前的屏幕点击几下调出来几部电影来看。
渐渐，飞机已经过渡了四个小时多小时。在天空黯淡下来的瞬间，我盯着椅背的屏幕发着愣，脑海里总能冒出一些很遥远又很熟悉的东西，忽远忽近。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总有着穿越时空的臆想。他们负责想象，而我们负责长大。于是到了某个年纪，我们恍然醒悟，然后摒弃过去的幻想，开始自己摸索。
只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成为那个最好的那一个。
关于童年，我现在很少去回想，只有少许的片段在时而想起来才去翻阅。混沌的记忆时期证明，我那会儿是个实打实的混小子。
从我记事以来，邵老先生和戚小姐就很少着家。对我，是完全放养式的不管。小孩子没有坏心眼儿，一开始只不过是为了想引起注意。到了后来，我发现即使是这种方式也未能博取他们的关注，我开始变得愈来愈放肆。
当时，十几岁的我疏于管教，近乎于叛逆。喜欢跟有威严的人唱反调，打架斗殴被通报批评都是成长的“勋章”，反正该干的都干了，不让干的也没少干。好在我并没有极端出格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松了一口气。
直到高中，邵老先生和戚小姐才把小部分的注意力从工作中分散在我身上。大概是他们才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吧，不过谁知道呢。
突然转换的教育模式杀了我个措手不及。他们把我塞进了全省最好的学校，空闲的时间还拎着我随他们奔波于忙碌中。
叛逆期的我听不进任何人好心的建议，更不可能服从循规蹈矩的安排。
但邵老先生和戚小姐这次动了真格，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动手把我打得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地在家跪了三天。前后没用半年的时间，他们就把我从边缘地带连拖带拽地扯了回来。
起初，我还会试着再挣扎几番。但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不再想这样了，我该为自己的任性妄为买单了。于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收敛了许多，但身上的尖刺仍旧带有锋芒和气性。
然后，他们开始给我铺路搭桥，我甚至都不用思考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但随着路越走越远，我察觉到他们给予我的各种桥路都充满了风险，一次疏忽的抉择都能让我尝尽苦头。
在我正式迈入二字的头一年，去到了邵老先生手底下实习，彻底地把我的棱角给磨平。走到后半段，我开始独当一面，沿途的生存哲学已经成为人生的指南针。这才猛然意识，我的未来早已一步一步地被他们指引到了尽头。
这是邵老先生和戚小姐教会我的第一课：选择和适应。
飞机飞行在太平洋的上空，横跨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