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察微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