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楼道的灯亮着，电梯门开后坐在行李箱上的青年站起来，有点局促地朝余栀叫了一声。
这是谁？某个瞬间余栀没认出他，多少年了？她印象中弟弟这一形象永远停留在了他们分别的十三岁，那时候他还没余栀高，头发理得能看见头皮，永远不修边幅，冬天耳朵跟手指生很严重的冻疮，红彤彤一片，据他描述又疼又痒。
灯突然灭了。黑暗里同时响起一声啊，余栀愣了愣，在光线被阻隔的那几秒中想到了很多事情，但她再次能看见时又都忘了。
刚外卖员送来份，呃，水煮鱼。青年说。
余栀注意到了他最开始的停顿，以及脱口后被很快改正的乡音，说不清什么滋味，她打开门，在玄关换下鞋子，扭头看见他仍在门外站着。亓司宇，她说，她惊讶于自己还能这么平常地叫出他的名字。你站外面干什么？余栀心平气和地，用她考了两次的一乙普通话说。
他们关系还很不错的童年，余栀会鲜明地向他表明自己对外祖一家姓氏的羡慕与喜爱，父母离婚后她一度想过改姓，最终被母亲制止了。多年之后想到这个被她刻意遗忘的表弟，她脑子里浮现的第一印象仍旧是他罕见的姓氏，说得严重点，她没法得到的、甚至求而不得的，却是他生来具有的。
这个怎么办？青年抬了抬提着个大塑料盒子的右手，这次说话时他没有迟疑。
外人很难理解他们出生的那座县城，经济跟文化严重脱节且不平衡的一座城市，现代化高速发展，人们的思维却停滞不前。在那说普通话是某种意义上的异类，只有背书时才会用到的语言，连教师都Cao一口口音浓重的乡音；回想到高中时整座校园对某个从省城回来后坚持说普通话的男生的隐性霸凌，余栀常常会觉得很抱歉，但很不可思议不是吗？光鲜在潦倒中被排挤，在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是这件事的反面。
对余栀来说这是个格外年轻的语言，从她真正使用它也只不过过了五年。你好恶心。这是她八岁时对面前不小心讲出句普通话的青年说过的，但现在他们却正在用这种语言交谈。他们分别后才各自学会的发音，使用普通话的他们可以是对陌生人。余栀很乐意这么做，她想他也是。
吃饭了没？余栀走进洗手间，一边洗手一边问。门敞开着，青年搬着行李箱，霹雳乓啷地，仿佛是撞到了门框。
路上啃了块面包。青年眼神游移，没往卫生间里看，余栀往后扫了一眼，在架子上看见了早上晾的内衣，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珠，用脚把门勾上了。
你想吃可以把这个给吃了，余栀抬抬下巴算是示意，一楼左转是客房，东西随便用，里面有卫生间，缺什么给郑姐打电话就今天联系你那个，白天家里有钟点工打扫，跟她说也行。
对了，余栀走到一半想起什么，回头说，有事手机上说，别上二楼。
打开门，床头的夜灯仍亮着，暖融融的橘光淌满了卧室其中一个角落。此时她倒是有点感谢自己的坏记性。倒到床上打了个滚，新拆洗过的棉被，白天阿姨大概拿去阳台晒过了，整张床都是松松软软的，泛着种暖洋洋的干燥。童年时每个晴好的冬天外婆会带着他们浆洗床单跟被子，在晾衣绳上晒足一整天，晚上洗完澡赤条条躺进去就像浮在云里她放任自己回想起了遥远的过去，那张巨大的铁艺床，横着能睡下外婆加他们兄弟姊妹五六个，那是多久之前了？余栀在脑子里掰指头算着，她记不清楚，关于那座城市她所有的记忆都在消解、褪色，她就要看不清了。
往常她乐见其成，而今天这个半明半昧的梦里她突然生出点恐慌。天花板上路灯的投影外婆搬进去的那座高楼，从飘窗往地下看去行人都成了蚂蚁。临街的楼宇，晚上常能听见车笛声。影子一条条从飘窗的大理石顶上滑过去她做很多梦。环绕这座高楼的巨大水蛭那时候她十岁。
余栀突然睁开了眼。
旁边反扣在被子上的手机透出来点光亮，她翻过来，是母亲的电话。
打了两个怎么都不接啊？划开绿色接通键传到她耳朵里的首先就是母亲的埋怨。两遍？余栀在脑子里跟着母亲重复了一遍。昏沉、摇摇欲坠，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困了。
你弟弟到了吗？母亲问。余栀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到了。她坐起来把灯开了。
余栀知道接下来她母亲要讲什么。
这房子花了他多少钱？
没多少。余栀含糊地说，我哥买的。
哦。她母亲将这个哦字咀嚼得很长。快问出来吧，余栀在电话一端无声地恳求着，她们母女间有很多次类似的沉默，一扯上她父亲就让余栀觉得格外可怜她、她母亲、以及被她母亲刻意忽略的哥哥。她父亲在离婚后的成功成了扎在她们母女间的一根刺，在中间夹得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她甚至恶毒地揣测着自己母亲的动机她差一点就要问出来了：你恨他什么？离婚之后那段时间的等待吗？
那女的没反对？
余栀无声地呻yin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