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尔家的父亲，理查德，七岁那年被送去当木匠学徒，十六岁就开始在家具作坊里帮忙。他很擅长做衣柜和斗橱，今天的周日旧货市场里说不定能找到沃格尔先生做的雕花橱柜。和许多古典小说情节一样，他最后娶了木匠师傅的女儿，准备继承家具作坊。沃格尔夫妇的长子汉斯1924年出生。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葛楚德，未满一岁就因为白喉夭折了。到了1930年秋天，最小的儿子莱纳再次把他们变成一个四口之家。
不管从什么角度观察，木匠沃格尔一家都是平凡的普通市民，平凡程度甚至低于均值。年轻的沃格尔先生和太太都不关心家门外的世界，街上大吵大闹的青年团成员？不了谢谢。被纵火的犹太教堂？那是别人的事。兴登堡总统？国会选举？一个坐过牢但不知为何霸占了德国权力高地的油漆匠？谁有空看这些麻烦事呢。只要桌上还有面包，家具店还接得到订单，木匠沃格尔先生就可以快活地过他的平凡日子。
木匠沃格尔去世的那天是个shi漉漉的春日。他开着借来的车运送一个刚做好的衣橱，那是个漂亮的衣橱，橡木做的，打磨得像镜面一样光滑，购买者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藏在鸢尾花浮雕里。一对富有的夫妇订造了这个衣橱，要求送到度夏用的乡间大宅。
衣橱最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汽车被过路人发现的时候，侧翻在森林里，不远处是公路的转弯处，木匠和同去的雕刻师已经没有呼吸了，橡木衣橱被甩出车厢，撞上了一棵树，摔裂了。警方调查开始得很慢，结束得很快，毫无疑问，车在转弯的时候打滑，顺着满是泥浆的斜坡滚进树林，司机和乘客也许没有当场毙命，但从伤势看来，就算当时马上送医，活下来的机会也不大。
沃格尔太太卖掉了家具作坊和里面的设备，搬到了日后将会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利滕贝格，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住进一间更小的公寓，靠父母和丈夫留下来的一点积蓄度日，偶尔做些缝纫之类的零工。战争开始之后生活反而好过了一些，母亲到工厂里缝制士兵制服，汉斯参加了国防军，纯粹是为了那份固定的薪饷。随着德国在海外节节胜利，他们得到的好处更多了，几乎每个月都能分到整箱的食物和酒，有时还有肥皂、布料和巧克力。普通人的好日子仿佛再次回来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又被击碎了。盟军投下来的炸弹在稍远处爆炸，摧毁了面包店，炸开了沃格尔家朝向街道的那面墙，满地狼藉，客厅里全是碎玻璃和砖块，父亲亲手做的橱柜被弹片打穿，留下一个足以放进拳头的大洞。汉斯两周前被调去守卫郊区的一个军火库，至今没有回来，无法确定是不是还活着。母亲和莱纳收拾了稍微值钱的东西，在火车桥的桥洞下睡了几个星期，那里拥挤不堪，满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从自己家里逃出来，有的抱着匆匆抢救出来的微薄财物，有的只有一张旧毯子，所有人都一脸尘土，眼神呆滞，好像从梦里惊醒，发现自己一脚踩进更深的噩梦里。
汉斯终究还是回来了，深夜里，怕得发抖，像只老鼠。他穿着一件捡来的衬衫，上面染着喷溅状的血迹，散发出粪便和腐rou的臭味。因为害怕被盟军士兵认出，他早就扔了国防军制服，尽管母亲没有说什么，但两个儿子都能看出她始终没有原谅这个举动。沃格尔一家回到了损毁的公寓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把帆布和床单挂在墙壁本应该在的地方，勉强应付，直到苏联人领着工程师来拆除了危房，把他们重新安置到匆忙建起的水泥盒子里为止。
母亲和汉斯之间隐隐约约的矛盾在汉斯决定去德意志邮政工作的时候彻底露出了血淋淋的裂口。沃格尔太太把柏林的占领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视作绝对的仇敌，禁止汉斯和这里面的任何一方扯上关系，而汉斯完全不能理解母亲的想法，他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苏联人能带来这种生活，那也无所谓。十五岁的莱纳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避免同时受到双方的叱责，只好躲起来。
汉斯是在1949年圣诞节前搬走的，事先没有预兆，某个早上忽然就提着箱子走了。这间逼仄昏暗的公寓里就只剩下莱纳和母亲。莱纳开始问一些以前不敢开口的问题，关于父亲，战争，柏林，汉斯在战时做的事。母亲不愿意谈论这一切，话题一旦越过1945年的界线，她就声称头晕，要到卧室里躺下。
母亲的房间现在空着。她去世之后，莱纳就没有进去过，更别说收拾遗物了。他打开灯，在门口站了一会，目光落在发黄的床单上，然后是梳妆台上的首饰盒和梳子，椅子上放着没看完的书，一截用作书签的明黄缎带从页间露出。母亲喜欢读书，汉斯却完全相反。莱纳关上灯，脱掉外套，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他本来躺下了，但又想起了陌生人给他看的文件，重新坐起来，拧亮台灯，用毯子盖过头，双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地盯着毛毯的纹路。照片里的尸体已经没有脸了，幸好复印件是黑白的，那些撕裂的rou和碎骨看上去是一团乱糟糟的黑影。尸体可以是任何人，但从衣服和钱包看来，肯定就是汉斯。他的手又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