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柏林，情报既值钱，又不值钱。满街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墙再过九年才会建起来，轻轨和地铁连通东西柏林，谁都能在四个占领区之间轻松往来。咖啡厅里挤满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伙，只要付钱，他们就是英国的可靠密探，要是克格勃宣布加价，他们马上变成苏维埃的忠实盟友，他们也乐意为法国、波兰、意大利和东德服务，取决于今天打开钱包的是谁。这些人卖的多数是垃圾，有时候外勤们急于凑数，会买些真假不明的闲言碎语来应付上级。安德烈就在这种地方狩猎，固定在两个地点撒网，一个是开在美苏占领区边界的“科隆”咖啡店，另一个是法国占领区深处的“麻雀”咖啡店。他对待价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人，向来都是。
其他阵营的情报官显然也有同样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间谍的传统领地。安德烈的苏联同行更偏爱“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个人来，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仿三十年代剧场招贴画下面看报纸。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在东柏林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常驻特工，工作名是“科里亚”，军情六处给他的绰号是“水晶”，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949年来的柏林，在这里躲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风暴。这位“科里亚”未婚，喜欢长跑，不抽烟，但是喝酒，曾经和一个捷克姑娘同居，不过在莫斯科中心的干预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军情六处柏林站整理的档案和监视报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专门为安德烈单独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文件夹，塞满用长焦镜头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监视记录，“目标早上8时进入面包店，8时07分走出上述面包店”，“目标常于周二17:00-19:00时出现在斯皮特马克地铁站附近”，诸如此类。“水晶”和安德烈几乎从未交谈，每次见面都非常礼貌，点头，微笑，轮流为对方的咖啡付账，好像一对曾经亲密、却因为多年积怨而再不来往的朋友。在柏林这么拥挤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共存的关系，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积在舞台下面的炸药。
安德烈等的人来了，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毛呢外套，剪裁Jing致，但已经很旧了，手肘处有块补丁，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但还是很突兀。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站了两三分钟，抽完了一支烟，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新德国》，走了。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安德烈等了五分钟，结账离开，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这无所谓，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安德烈走向轻轨。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要是苏联人还跟着，那就下来，步行到波茨坦广场。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会面取消。
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前后走出火车站，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见。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那里空旷荒芜，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水泥已经开裂凹陷，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shi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七年前，盟军的B-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掷下燃烧弹。安德烈抬起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才继续往前走。
河边丢弃着更多砖块和折弯的钢筋，在胜利日前后的混乱里，为了快速给车队开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砾铲到一边了事，它们就这么留在原处，被野草覆盖，无人负责。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张存活的长椅上看报纸，安德烈在他旁边坐下，看着河水轻轻拍打淤泥。对岸有个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绑在把手上的蓝色缎带随风摇摆。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