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所以扰乱天下、危害人民的事物中。要数反对攻伐这种论调危害为最大禁塞救守的本心，无一不是卫护无道之君，救援不义之主的。卫护无道之君，救援不义之主，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给天下百姓造成危害没有比这更深重的了。凡主张救守的人，最先是用言辞劝说，其次诉诸武力。用言辞劝说，就聚徒成群，日夜思虑，费心劳神，起来就陈述它，睡觉还梦着它，把自己搞得唇焦肺燥，神损魂伤，上称三皇五帝的功业取悦于人，下举春秋五霸、知名人士的谋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早上朝会到晚上退朝，都在劝说对方的主帅，宣扬自己的主张，晓谕众人，以阐观自己的道理。一旦道理讲完，话语说尽，自己的主张仍然不被采用，就必然转而诉诸武力了。转而诉诸武力，势必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必将杀人。这是屠杀无辜的人民，以扶持无道之君和不义之主。无道之君和不义之主得以生存，这是助长天下的祸害，毁弃天下的利益。无道之君，不义之主虽想侥幸取胜，祸患却由此开始滋长。先王的法典说：“对行善的人给予奖赏，对作恶的人给予惩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不可更改。如今不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却力主救守，没有比述更不义的事了，给天下百娃带来危害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一概采用攻伐不可，一概反对攻伐也不可，一概采用救守不可，一概反对救守也不可，惟有正义之师才可以。军队如果是正义之师，那么攻伐可以，救守也可以，军队如果是不义之师，那么攻伐不可，救守也不可。致使夏桀，殷纣荒y无道达到如此地步的是侥幸之心，致使吴王夫差、智伯瑶侵暴掠夺达到如此地步的是侥幸之心，致使晋厉公、陈灵公、宋康王作恶达到如此地步的也是侥幸之心。假如让桀、纣知道他们目日样作的后果定然是国亡身死，断子绝孙，我不相信他们荒y无道会到如此地步，假如吴王夫差、智伯瑶知道他们那样做的后果定然是国家成为座墟，自身遭到杀戮，我不相信他们侵暴掠夺会到如此地步；假如晋厉公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在匠丽氏的家中，陈灵公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于夏微舒之手，朱康王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在温邑，我不相信他们作恶会达到如此地步。这七个国君恣意作恶，他们残杀的无辜百姓多得数也数不清。青壮年，老人，儿童以及母腹中的胎儿死去的遍及原野，填塞了深谷，流入大河，战火的积灰填平了沟洫险阻。人民冒着飞矢，踏着利刃，再加上受着冻饿饥寒的熬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愈演愈烈。所以暴露在野外的尸骨多得无法计数。积尸封土筑成的高冢象高大的山陵。世上如有奋发之君、仁义之士，深切地想到达些，也足以感到痛心了，也足以感到悲哀了。考察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有道之人被废弃，而无道昏君恣意妄行。无道昏君恣意妄行，全是由干心存侥幸的缘故。所以，当今世上的祸患不在于教守本身，而在于不肖的人心存侥幸。救守的论调产生之后，不肖的人越发怀有侥幸之心了，贤人越发恐惧了。所以，大乱夭下的，在于不管正义与否，而一味力主教守。怀宠凡君子出言，都不苟且辩说，士凡议论，都不苟且言谈。君子一定符合道理然后才出言，士人一定符合大义然后才议论。所以，听了君子和士人的言谈议论，王公贵族越发喜好道理了，士人百姓越发遵行大义了。理义之道彰明了，暴虐，奸诈、侵夺之类的行径就会止息。暴虐、奸诈、侵夺与理义截然相反，其势不能两胜。不能并存。所以，正义之师进人敌国的边境，敌国的士八就知道保护者到了，百姓就知道不会死了。正义之师到了国都及一般城邑的四郊，不祸害五谷，不刨坟掘墓，不砍伐树术，不烧掉财物粮草，不焚毁房屋，不掠夺六畜。俘获敌国的百姓都送他们回去，以此表明自己的爱憎，诚信正与人民愿望相合，以此争取敌国的民众。象这样，如果还有顽固不化、妒嫉、坚持错误不归顺的人，那么即使对他们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用兵之前，先发布檄文，檄文说：“太军到此，为拯救百姓的生命。昏君在上，荒y无遭，傲慢自大，迷乱怠惰，贪婪暴虞，残害民众，狂妄凶狠，自以为是，屏弃圣王法制，诋毁先王，排斥毁谤先代法典，上不顺承天意，下不爱护百姓，征敛不止，责求无度，刑杀无辜，奖赏不当。象这样的人，是上天诛灭的对象，是人们共同的仇敌，根本不配作国君。如今大军到此，要诛灭不配作国君的人，除掉人民的仇敌，顺应上天的意旨。士民百姓中如有违背上天意旨，救助人民仇敌的，一律处死，井杀死全家，绝不赦免。有能率领一家归顺的，赏给他一家作为俸禄；率领一里归顺的，赏给他一里作为俸禄，率领一乡归顺的，赏给他一乡作为俸禄，率领一邑归顺的，赏给他一邑作为俸禄率领国都士民百姓归顺的，把国都赏给他作俸禄。”所以，攻克敌国，不罪及士民百姓，只杀所当杀的人罢了。还要举荐敌国德才优异的人，赐给他们土地、爵位，选拔敌国贤明有德的人，授与他们高官显位，寻找敌国的孤儿寡妇救济他们，会见敌国的老年人，尊重他们，以礼相待，全都增加他们的俸禄，级别。审理敌国的罪人，赦免释放他们，分发府库中的财物，散发仓廪中的粮食，用以安抚敌国的民众，不把敌国的财物占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