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常规增长。但是,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六。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比如,就从今年**开始,人大代表更为细致地讨论预算,民众的幸福感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曾凌风一席话说得他自己都有些口干舌燥的。